从检察机关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量刑建议，到被追诉人认可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再到法院采纳量刑建议，这一过程既是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促成和确认，也是对被追诉人从宽利益的确定和兑现，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核心。这意味着，在大多数认罪认罚案件中，从宽利益的提出和兑现都不是由一个专门机关在一个诉讼阶段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控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求刑权和量刑权的跨阶段互动中实现的，其中，量刑建议对于量刑裁判的制约力是从宽利益异步兑现的关键。然而，问题是，过于强调量刑建议对量刑裁判的制约容易导致求刑权对量刑权的僭越，反之，过度弱化量刑建议的制约则会增加从宽利益的不确定性，从而破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动力机制。
因此，如何合理规制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判的关系，破解从宽利益的异步兑现困局，已经成为当前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一、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裁判制约力的根基
量刑建议，顾名思义，是有关主体就被追诉人应处的刑罚向法官提出的建议。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等都有权提出量刑意见。但考虑到检察机关的特殊定位，我们在习惯上对量刑意见与量刑建议两个概念作了一定的区分。量刑建议通常专指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意见。量刑建议权则被等同于检察机关的求刑权，甚至被视为“一项专属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
但即便如此，在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效力上的基本共识是，量刑建议只是控诉机关的程序性请求，对法院的量刑裁判并无必然约束力，仅供其在量刑时参考。然而，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推进，上述认识也在发生改变。按照“两高三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和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人民法院在对认罪认罚案件作出判决时，除出现几种法定的特殊情形外，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显然，对于法院而言，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已绝不仅仅是量刑裁判的参考那么简单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如此特殊呢？
首先，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关键环节。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可有可无”截然不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既关系到作为前提的“认罪认罚”的促成，又影响着作为结果的“从宽承诺”的兑现，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就认罪认罚案件的程序推进而言，提出量刑建议是基础，对量刑建议的审核、采纳则是归宿。《试点办法》第1条曾一度将“认罚”定义为被追诉人同意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将“认罚”修改为愿意接受处罚，但在新法的制度框架下，除了极个别认罪认罚案件可以根据其第182条规定作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处理外，提出量刑建议依然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必备要素和基本环节。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量刑建议,审查起诉阶段是这样，其他阶段促成的认罪认罚案件也同样如此，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需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量刑建议，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也应当提出量刑建议，否则，《刑事诉讼法》对具结书审查和采纳量刑建议的规定将无以实现，认罪认罚的程序结构也会产生缺陷。
其次，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量刑建议的首要功能是激励被追诉人。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促进量刑公正，也被视为量刑建议的基本功能。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虽然不能直接拘束法官的量刑，但毕竟是国家追诉机关提出的意见，必然会对量刑裁判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带来量刑的划一性”。特别是在我国，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提出量刑建议还具有“预设监督标尺”、减少不必要的量刑抗诉的功效。而在认罪认罚程序中，量刑建议的上述功效固然存在，但其最为重要的作用已从促进量刑规范化转化为激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并自愿同意程序简化。这进而决定了：（1）在量刑建议的导向上，不能像一般案件那样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不考虑辩方态度，提出或从宽、或从严的意见，更不能受追诉者身份的影响，带有从严从重的偏向性，而必须依法提出从宽的处罚建议；（2）在量刑建议的内容上，不能只是笼统地请求从轻、减轻处罚，而必须对刑种、刑度、执行方式提出具体意见，进而以相对乃至绝对确定的从宽建议保障激励效果；（3）在量刑建议提出的时机上，认罪认罚程序中也是宜早不宜迟，以促使被追诉人在更早的诉讼阶段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实现程序分化。
最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量刑建议得到了辩方的认可，本质上是控辩双方关于量刑的共同意见。近年来，伴随着协商性司法的兴起，很多国家已经认可或引入以协商精神处理刑事案件的思路。在协商模式中，量刑建议是合意的产物，相当于控辩双方联合向法庭提出一项建议，在量刑上已经不存在需要法庭解决的控辩争议。而且，对于法院而言，还隐含着另一层交换关系：如果法庭接受联合量刑建议，控辩双方也将接受法庭的判决。因此，除非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法庭通常倾向于采纳。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的是以听取意见为基础的职权从宽模式，即由被追诉人通过认罪认罚争取从宽，专门机关则在吸收被追诉人等合理意见的前提下依法建议或确定认罪认罚利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虽然不是交易——甚至很难称得上是协商——的结果，但它是在听取辩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被追诉人同意量刑建议既是认罚的表现，也是签署具结书的前提。
因此，认罪认罚程序中的量刑建议包含着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利益的明确期待，不再是检察机关单方的量刑请求。
协商模式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对法院量刑裁判的制约力，在实践和理论以及构建于理论之上的量刑规则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抵牾：
实践中，法官不会轻易拒绝检察官和辩方达成的量刑协议，庭审更像是“走过场”，成为了“对早先‘暗中’作出的交易的正式批准和宣布而已”，“法官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听从建议”。
在理论上，量刑权是法官的专有职权，法官有责任确保量刑适当，为此，法官不必受检察官量刑建议的拘束，也无须与任何一方参与人的量刑意见保持一致。
而在规则层面，虽然有国家允许法官直接参与量刑协商，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完全等效于法官的量刑裁判，或者在法律中赋予量刑建议对量刑裁判的必然拘束力，从而在形式上否定法官对量刑建议的自由审查权。
例如，在美国，法律上，“法官很明显不会仅仅因为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而背负批准量刑减让的义务”，他可以在对量刑协议审查后，选择接受、拒绝或者推迟决定，至于接受或拒绝的标准，则完全交由法官自由裁量。而且，法官也可以选择接受认罪答辩，但却不接受量刑协议。当然，完全鼓励法官自由地拒绝辩诉协议也是不合理的，但难题在于，法官对量刑协议该给予何种程度的考虑才算合理？这恐怕很难通过法律确定。
美国诉安米唐案可谓是这方面的一个独特案例。在该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审判法官必须合理地使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以使自己作出的、有别于控辩双方达成协议的决定合理化。”但即便是“安米唐规则”的支持者中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安米唐一案中的指控减让，而是量刑交易，恰当量刑的最终决定权还主要是在法院手中。不难看出，域外协商实践中量刑建议对量刑裁判的高度影响力或“预决”效果，在性质上并不具有强制力，属于一种缺乏强行规则支撑的柔性制约，更多地基于法官与检察官之间的默契，即法官对双方达成的量刑协议都会认真考虑，法官乐意与检察官在事实上分享科刑权。
同协商模式一样，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现象：理论上，量刑建议只是一种“建议”，属于求刑权，“最终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是审判机关，而非检察机关”。而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得到了审判机关的普遍采纳，量刑建议不仅存在对量刑裁判的柔性制约，还存在较之于协商模式下更强的制约力。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量刑建议被强化的制约力，除了能从办案的现实压力、量刑建议的合意性等上述共性因素得到解释外，以下几种特有因素也不容忽视：
其一，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根据是事实与法律，其对量刑公正负有特殊责任，最大程度地保障了量刑建议的合理性。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虽然需要听取被追诉人等的意见，但听取意见不是协商，更不是交易。在认罪认罚利益的确定上，我国采取的更倾向于“官方定价”模式。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在听取意见后可以进行调整，但此时的调整只能基于个人罪责情况而不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检察机关采纳的不是辩方纯粹的观点和态度，而是支撑其态度的事实与法律。换言之，如果辩方的要求有理有据，然后检察机关据此调整量刑建议，这依然属于“官方定价”的范畴。检察机关在进行“官方定价”时当然需要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事法的基本原则，其职权主导性可以促进量刑均衡，确保量刑公正，有效避免协商模式下效率至上价值取向滋生的各种量刑风险。
其二，对认罪认罚者的承诺，不是检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而是制度层面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作为一种法律承诺，需要公安司法机关共同兑现。有论者认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建议“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所允诺的‘对价’”，“是一种具有司法公信力性质的承诺”。但如上所述，在我国的听取意见模式下，专门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不是要约承诺的协议关系，专门机关无须承诺。检察机关只有量刑请求权，没有权力对最终的判罚替审判机关作出承诺。如果非要从承诺的视角解读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从宽机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更接近于制度层面对认罪认罚者的法律承诺，需要司法机关在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判的职权互动中共同去兑现，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兑现机制的一部分。
其三，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带有权力属性，而且以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等多重权力为支撑，构成法院审查量刑建议时的无形压力。一方面，检察机关代表国家、社会进行刑事诉讼，量刑建议权是其公诉权的合理延伸。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是以社会利益和法律利益为标准，当法院拒绝采纳量刑建议时，检察机关如果认为量刑裁判不符合社会利益和法律利益，基于诉权，可以对未生效的量刑裁判提起抗诉。而更为重要的是，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包括法院量刑在内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量刑建议制度使得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活动的监督向事前拓展，“变为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在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时，人民检察院很有可能以抗诉等方式启动审判监督机制。
其四，在我国层层把关式的刑事诉讼模式中，检察机关有着极为特殊的定位，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诉讼重心的前移进一步凸显了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在我国层层把关式的刑事诉讼构造中，检察机关除了担负通过法律监督保障诉讼活动合法性的职责外，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的主导者，还要通过审查批准逮捕实现对强制措施的司法控制，这足以表明，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绝非单纯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仅供参考的量刑意见。特别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认罪认罚的达成、事实基础的审查、诉讼程序的选择等核心任务多数需要在审查起诉阶段完成，庭审的重点也转变为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具结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尽管不应据此极端地认为“定罪和量刑的权力已在程序上提前让渡给检察机关”，但还是能够看出制度设计者对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期待。
三、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裁判制约力的规范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第201条吸收《试点办法》第20条、第21条的内容，从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对人民法院的约束力，即原则上，人民法院均应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如果存在五种法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不采纳量刑建议；在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辩方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时，给予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的机会。
但纵观该条列举的五种不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形，其实均已不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而被告人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异议动摇的也是对认罚的认定，也就是说，规定法院面对这些情形时拒采量刑建议，其用意不在否定量刑建议的约束力，而是为了凸显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基本适用条件的审查职责。因此，关于量刑建议对量刑裁判的约束力，《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主旨可以概括为，对于符合认罪认罚制度适用条件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除非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且人民检察院拒不调整或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不难看出，在规范层面，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限制了量刑裁判的裁量空间。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第201条的以下两个关键词上：一是“一般应当”。这一关键词不仅明确了认罪认罚案件量刑程序中法官角色从量刑裁判者到量刑建议审核者的过渡，更为紧要的是，它还直接限定了法官审核结论的倾向性。该规定不同于诸多协商模式下的立法例。在法国的事先认罪出庭程序中，对于检察官提议的刑罚，法官“可以决定认可”。在意大利依当事人请求适用刑罚程序中，只有当法官经过对侦查卷宗和双方协议的书面审核，认为当事人请求的刑罚较为适当时，才会用判决形式确认。在加拿大，法庭接受被告人有罪答辩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其相信被告人能够理解：“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并不能约束法院。”而在俄罗斯的辩诉交易程序中，检察官只是提出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最后由法官依法裁决应当给予被告人的量刑折扣。其实，不仅在协商模式下，在世界各国的各类刑事审判程序中，以直接规定“应当”认可量刑意见的形式正面限制法官量刑裁判权的作法并不多见。
二是“明显不当”。“明显不当”进一步明确了量刑建议对量刑裁判的约束程度，即法院无权在量刑建议仅仅存在微小偏差或不太适当时予以拒绝。而且，即便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也不能直接拒绝，因为法律并没有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直接列为不得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形，而是给了检察机关补救机会，规定检察院有权在量刑建议被法院认为明显不当时调整量刑建议。而只有在检察机关拒不调整或者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才可以不再受量刑建议的限制，依法作出判决。无疑，这是对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进一步限制。值得一提的是，《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2款将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与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并列，作为不能直接采纳检察院量刑建议的情形之一。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对法院行使量刑裁判权的外在限制。因为，当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即便法院认为量刑建议适当，而且，被告人对量刑建议没有异议，法院也不能直接采纳量刑建议。上述条文并未明确规定，在辩护人提出异议而检察院对量刑建议进行调整后，如果辩护人依然提出异议的，法院该如何处理。但根据立法精神，法院似乎也只能像面对“检察院拒不调整”或“调整后量刑建议仍然明显不当”时一样，选择“依法作出判决”。应当看到，《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定性为对法庭量刑具有一定影响力和预决效力的实体性权力”，即在法律上直接赋予量刑建议对量刑裁判的拘束力，可以促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审判机关量刑决定一致性的最大化”，增强从宽利益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确保制度层面从宽承诺的兑现，强化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和同意程序简化的激励，从而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和价值的最终实现。但需要注意的是，检察环节的控辩沟通毕竟不同于庭审，加之受到律师帮助有效性、量刑规则统一性、量刑事实动态性以及一些结构性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量刑建议偏离庭审结果是非常正常的，因此，过于看重量刑建议对量刑裁判的刚性制约有可能会对二者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四、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实践制约力及其异化
实践中，各地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采纳率普遍较高。有论者认为，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足以反映出量刑建议的高质量，也能反映出法院对建立在控辩合意基础上的量刑建议的充分尊重，以及检察官与法官量刑观念的趋近。
事实上，之所以量刑建议采纳率高，除了与检察机关的业务水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和法院的重视相关，以下几个因素也不可忽视（甚至更为重要）：（1）幅度型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主要形式，而且，检察机关建议的量刑幅度通常还比较宽。以广州某区法院为例，在该院2017年前4个月审理的242件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幅度达6个月的占82.64%，有些甚至已经接近法定刑幅度，沦为无效建议。（2）大多数检察机关将量刑建议采纳率作为业务考核指标，“并作为自身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标志和业绩”。相应地，部分法院也将抗诉率等纳入绩效考核，当检察机关认为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缺乏根据而提起抗诉时会导致对承办法官的不利评价。（3）个别地方的检察机关专门出台了强化量刑监督和确保量刑建议实效性的措施。如广东省G市人民检察院在其《量刑建议精准化操作规程》中规定，对于人民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且未听取检察机关意见而直接判决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对于听取意见时检察机关明确不予修改量刑建议，案件不存在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等法定理由，人民法院仍然不采纳量刑建议，也应当依法提出抗诉。（4）个别地方的检察机关还与法院建立了量刑建议提出前的会商制度，即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前先听取法院意见，以确保尺度统一。不难发现，保障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高采纳率的关键因素既非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合意性，也主要不是法律规定的“一般应当”采纳的约束机制，而是量刑建议制度实施以来就存在的一些实践性的因素和措施。这反过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并非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以后的新现象。其实，早在2016年之前，各地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也基本上能维持在90%以上，“部分基层检察院甚至出现了提出率和采纳率的‘双百’现象”。而且，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颁行也没有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造成太大影响。不管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之前，还是试点之后，量刑建议未被采纳的案件都是极少数。调研发现，这些案件中量刑建议未被采纳的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检察院和法院对于量刑情节、量刑标准及从宽幅度存在主观认识差异。检察机关对于“量刑起点所依据的犯罪构成事实”“基准刑所赖以确定的其他犯罪事实”以及“宣告刑所据以形成的量刑情节”，极有可能与法院产生不同认识。而司法解释也没有提供统一而明确的标准，很难保证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判形成于对全部量刑情节的一致的、适当的法律评价之上。二是部分法官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特别是精准型量刑建议有抵触情绪。虽然检察机关一直在积极推进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但部分法官对此并不是特别认同，天津市、福建省福清市等地法院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报告中均提到，“对某类案件要求一律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或者过度追求量刑建议精准化，不符合量刑规律，容易造成量刑不均衡。三是量刑建议的形成中辩方的参与不充分。个别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对辩方的意见也不够重视，被追诉人通常也无法提出有效的量刑意见，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合意性，致使少数案件辩方在庭审时才提出新的量刑情节，或者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导致量刑建议无法被采纳。四是量刑情节或事实基础发生了客观变化。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所依据的量刑信息未经举证、质证、辩论，且主要依据控方收集的证据，有可能不够准确、完整，审判阶段也有可能出现新的量刑情节（如预缴了罚金、赔偿了损失），或者发现了新的量刑证据，从而直接改变了支撑量刑建议的事实基础。而在采纳量刑建议的案件中，“贴底量刑”现象则非常值得关注，即法院通常会在检察院建议的量刑幅度内就低判决，甚至经常按照量刑幅度的下限作出判罚。例如，在重庆市某区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判决中，在建议的量刑幅度内就低判罚的案件比例高达41.7%。可以说，“贴底量刑”现象自量刑建议制度实施以来就一直存在。该现象至少可以从检察院、法院的立场、职能差异和法院的息诉心理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检察院在提出量刑建议时虽然担负客观义务，立足量刑标准，着眼量刑公正，但受制于其刑事追诉立场，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偏向性，更多地考虑国家、社会利益和被害方需求，更为关注从重、加重的量刑情节，从而倾向于提出幅度更高的量刑建议。而法院立场相对中立，在庭审中掌握的量刑信息更为完整，更能兼顾各方的利益和诉求，所以一般会在控方建议的偏重的量刑幅度内就低量刑，甚至在建议的幅度以下判罚，“‘高求低判’情形远远多于‘低求高判’情形”。另一方面，法院在量刑时无疑会考虑到被告人的诉求特别是其上诉的可能性，而在控方建议的量刑幅度内就低判罚，有利于消解被告人的对抗情绪，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避免上诉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贴底量刑”现象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贴底量刑”带有从宽性质，契合立法精神和政策导向。而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追求程序从简从快，在此背景下，法院对避免上诉审有更为强烈的现实需求。但应当看到，“贴底量刑”现象其实隐含着对案情的不加区分，对量刑建议的过度依赖，以及对诉讼效率的盲目追求。公正是效率的前提，通过量刑建议机制中的互相制约而实现的检、法良性互动是实现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公正的基础，如果法院仅仅为了功利目的而放弃对量刑建议的实质审查责任，不仅有碍量刑公正，也必将异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功能。
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是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实体从宽和程序从快的关键，这必然要求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应产生对量刑裁判更强的制约力，以使被采纳成为常态。但量刑毕竟是法院的权力，尊重控辩双方在量刑上的“合意”不能完全放弃法院对量刑建议的实质审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量刑建议对量刑裁判的限制应当充分体现“刚柔并济”，并且应主要通过柔性制约实现。
（一）柔性制约的核心机制
量刑建议至少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对量刑裁判发挥柔性制约作用：
一是控辩双方对判决的异议权及由此带来的复审压力。在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中，尽管法官在法律上并没有批准或接受辩诉协议的当然义务，但实践中法官拒绝采纳辩诉协议的非常罕见，因为法官知道这样“能使得刑事案件快速审结”。
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也同样如此，真正防范法官滥用拒绝权的，可能并不是违反“一般应当采纳”的法定义务而招致的不利法律后果（至于会招致何种不利后果，法律没有也很难明确），而是拒绝后可能引发抗诉、上诉，进而带来诉讼效率的下降及考核上的不利评价。而且，由于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合意性及其作为认罪认罚激励的特殊定位，法院的拒绝意味着检察机关失信于被追诉人，很容易同时激起控辩双方的对抗情绪，控辩双方提出抗诉、上诉的概率远远大于非认罪认罚案件。
更何况，在我国，法院裁决时还必须顾及检察机关面对法院的拒绝，不仅可以基于诉权作为当事方提起抗诉引发二审，还可以基于法律监督权作为监督者提起抗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但需要注意，不管是基于诉权，还是基于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不能仅仅因为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而随意提起抗诉，而应视量刑裁判是否确有错误或存在明显不当决定。
二是量刑程序的独立化所带来的场域压力。最高司法机关积极推动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其基本目的就是要规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防范量刑失衡，而为此采取的措施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在实体上，推行“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而在程序上，就是将量刑纳入庭审中，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不管是否赋予量刑建议刚性制约力，量刑建议的提出均有利于规范量刑程序，促进量刑公正。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程序对量刑裁判权行使的场域压力同样存在。虽然认罚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量刑程序的两造对抗，但依然要求公开性、透明性和多方参与性：已经认罚的被告人有反悔的权利，法庭不接受量刑建议时也会重新听取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而更加不容忽略的是，量刑建议的提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排除有些案件在庭审阶段乃至量刑调查或辩论阶段才促成认罪认罚，还有些案件则需要检察机关在量刑程序启动后根据新情况，在听取被告人意见，以及与法院沟通的基础上对量刑建议进行调整，所以，即便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认罪认罚案件，也不能说没有量刑程序。
三是不采纳的判决说理对裁量自由度的内在限制。如果不要求量刑说理，不公示刑罚裁量过程，再精密的“量刑指南”也无法构成对量刑裁判的实质限制，再富有逻辑的量刑推理也难以摆脱估堆量刑的嫌疑。当然，对量刑说理的要求确实应当根据案件不同，特别是相关问题是否存在争议而有所区分。由于认罪认罚案件控辩双方在量刑方面已经形成合意，整体上属于“弱需说理”案件。但这是针对认罪认罚案件运行的常态而言的，即法院接受体现控辩合意的量刑建议。一旦法院拒绝量刑建议，否定控辩在量刑方面的一致意见，就很容易使量刑成为审判方与控辩之间乃至控辩相互间的一个争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说理不仅成为促使两造息诉服判的需要，也成为法院以反常态方式处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必要牵制。法院在判决中对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说理，既要说明量刑的法律标准和依据，又要说明依法确定宣告刑的具体理由。而且，不能想当然地将采纳量刑建议的案件视为“弱需说理”案件，对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本身说理不足的，法院即使采纳量刑建议，也应当充分说理，以解释从宽处罚的合理性。此外，不管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法院均应将量刑建议载入判决书中。
（二）柔性制约的保障
要确保柔性制约机制发挥出正当而适度的制约力，单靠上述柔性制约机制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程序、实体以及考核制度等方面的有力支撑。
首先，应明确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标准，正确理解量刑建议的智能化，畅通量刑信息的获取途径，重视听取意见，增强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合意性。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法院由量刑者转变为量刑建议的审查者，明显有别于普通案件中“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的量刑规范化改革要求。换言之，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量刑规范化实现于诉讼全流程，量刑规范化的核心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量刑建议的规范化。
为此，在实体上，可以考虑制定认罪认罚案件专门的量刑指导意见，细化量刑标准，统一裁量尺度，重点需要明确认罪、认罚和同意程序适用是否作为独立的量刑情节，以及作为量刑情节时的从宽幅度或者从宽上限，防止认罪情节与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等相关量刑情节的重复评价，凸显认罪而不认罚、认罪认罚但不同意程序适用、认罪认罚且同意程序适用等不同情形的量刑差异，增强从宽幅度的可预见性。当然，量刑指导意见也并非越具体越好，司法者的裁量空间是量刑标准统一性和个案复杂性之矛盾的调和剂。
当下，合理运用大数据，不仅可以增强量刑建议的科学化和智能化，也可以使量刑建议的提出更加高效、准确。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管是法院的量刑辅助系统，还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辅助系统，由于其固有的价值判断上的缺陷和机械化的风险，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司法裁量，只能定位为辅助性的工具和手段。在程序上，应完善社会调查和听取意见机制。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除了要考虑被追诉人涉嫌的犯罪事实及案后表现以外，还可以通过委托社会调查等全面收集其他影响量刑的被追诉人信息。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听取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即充分尊重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给予其全面阐述自己看法和诉求的机会，并将其提出的情况和意见作为提出量刑建议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满足其正当的利益诉求，以提升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合意性。
其次，应合理选择量刑建议的形式。精准化的量刑建议和幅度型的量刑建议，两种建议形式各有优势，但也都有缺陷。精准化的量刑建议虽然更符合增速提效的改革需求，但它是以建议立场的客观性、量刑信息的充分性、量刑情节的稳定性、量刑标准的明确性为前提的，但这一前提条件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具备，即使是类案判决的大数据分析也不可能完全替代个案情节的综合裁量。面对精准化的量刑建议，裁判意识强的法官可能产生排斥心理，裁判意识弱的法官则容易产生依赖心理，不管是排斥还是依赖，都不是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判的良性互动。幅度型量刑建议虽然更能兼顾量刑情节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及量刑裁判的独立性，但过于宽幅的量刑建议必然会削弱对被追诉人的激励效果和建议的有效性。
因此，应当允许检察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量刑建议的形式，精准化的建议原则上可考虑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一定刑期（如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或者适用了速裁程序及简易程序的认罪认罚案件。还应当允许检察官考虑到审判环节的可变因素，如是否预交罚金等，提出更加灵活的附条件的量刑建议。
再次，应构建价值导向合理的刑事司法业务考评机制。量刑建议是否被法院采纳其实并不能直接反映量刑建议的质量，不采纳可能是因为出现了新情况，采纳则可能是因为量刑建议的幅度过于宽松或法官怠于进行实质审查，过高的采纳率反而可能“凸显的是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作用弱化”，因此，以采纳率作为核心乃至唯一的考核指标反映了机械的结果主义导向，不仅容易扭曲量刑建议的“建议”功能，也给量刑裁判制造了不合理的压力。另有论者提出，检察机关不应大肆渲染量刑建议的采纳率，而应“渲染未采纳量刑建议的抗诉率，以此彰显量刑建议之制约功能”。
事实上，强调不采纳的抗诉率与强调采纳率在价值导向和客观效果上并无二致。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的考核，应当尽量摒弃结果主义的评价标准，从结果评价转向过程评价，从形式评价转向实质评价，即重点考核量刑建议的形式选择是否合理，依据是否科学，说理是否充分，信息获取途径是否广泛，是否尊重了辩方的参与权等，而不是量刑建议是否被采纳，是否被写入判决，是否得到了法官的回应，是否提起了抗诉。相应地，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实施方面，法院也不应当主要以抗诉率、上诉率、申诉率等作为终极尺度，而应重点考核量刑裁判本身的合理性及其说理情况。
最后，应完善量刑建议提出后的调整机制。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人民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不是一个单纯的量刑问题，还牵涉到认罪认罚的激励与兑现，以及不同性质审判程序的选择与转换。人民法院在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不同意见时，既不适合直接不予采纳而依法裁判，也不适合罔顾分歧直接采纳量刑建议。为此，量刑建议调整机制就显得至关重要。根据法院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量刑建议的调整可分为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两种情况。前者是检察机关考虑到新的事实或情节，或者发现先前提出的量刑建议不当时，在征求被追诉人意见的基础上主动调整建议的刑罚。后者则是检察机关在了解到法院的不同意见后，根据事实和法律，结合被追诉人的意见，对量刑建议作出调整。
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
闫召华：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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