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015年5月15日，被告人郑某为偿还个人债务，向被害单位回民区合生创展钢铁经销部业务经理卫某(被害单位实际投资、经营、管理和收益人)谎称要购买钢材，双方约定以支票进行结算，不赊欠。2015年5月16日，郑某与被害单位业务员姚某签订销货清单后，从被害单位将价值358999元的165.747吨钢材拉走，未支付货款，其中120吨抵账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剩余变卖。2015年5月17日，郑某明知自己的内蒙古闽泰贸易有限公司账户资金不足，以内蒙古闽泰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给被害单位回民区合生创展钢铁经销部开具了一张金额为358999元的转账支票(票号302015XXX8285)，在支票上加盖了内蒙古闽泰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郑国祥的个人签章。2015年5月25日，经银行验印与查询，支票上加盖的印鉴与企业开户时预留的印鉴不符，且出票时账户余额不足，无法正常付款。后郑某手机关机，隐匿起来。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被害单位价值人民币358999元财物，收受被害单位货物后逃匿，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郑某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之所以能够认定郑某的行为成立合同诈骗罪，是因为郑某没有履行合同的想法或者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却欺骗他人与其签订合同，诱使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郑某事后隐匿的行为，不是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只是表明其具有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资料。

反过来说，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确实打算履行合同，也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产生了非法将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财产据为己有、自己不再履行合同的想法，也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只是单纯逃匿的，因为完全没有实施任何欺骗行为，完全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造，当然不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充其量只能成立侵占罪。

为了使这样的行为成立诈骗犯罪，一些人提出了“事后故意”或者“事后非法占有目的”等概念。例如，有人针对贷款诈骗罪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事后故意’的情形……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抱有骗财的目的，而必存履行合同营利的期望。但在签订合同取得对方款物后，由于客观情况变化，已无法履行合同，于是萌发了侵吞财物的故意，有能力归还而不归还，并采取欺诈手段蒙蔽对方，以达到占有的目的。……在事后故意的贷款欺诈中，行为人非法转移、隐瞒、侵吞金融机构财产，具有非法侵占金融机构财产的直接故意，而且，在贷款尚未归还以前，有关贷款的抵押物或归还贷款的行为人财产仍是贷款的物质表现形式，还属于贷款范围，故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犯罪目的。行为人事后转移、隐瞒、侵吞金融机关财产的行为也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是诈骗犯罪的种种客观表现行为之一。更何况刑法规定贷款诈骗罪时设计了‘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弹性条款，其立法之目的就是要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便同千变万化的贷款诈骗犯罪作斗争。”还有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在取得贷款之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贷款诈骗罪，但可按照合同诈骗罪论处，依据之一是《刑法》第224条第4项，“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是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但笔者难以赞成这种看法。

如果说“事后故意事后目的”完全是指在取得被害人财产后产生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那么，这种“事后故意”“事后目的”概念明显违反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也不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没有存在的余地。

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是责任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因为，责任是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责任，或者说是对不法的责任。这就是责任的不法关联性，或者说是责任对违法性的从属性。既然如此，各种责任要素就必须存在于不法行为时，而不能存在于不法行为后。责任能力、罪过、目的、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都不是就行为前与行为后而言。例如，行为人完全可能在行为时合理地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由于行为时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只能宣告无罪。倘若以行为人明知自己以前实施的行为违法为由，追究其刑事责任，明显违反责任主义。再如，行为人完全可能在行为时没有责任能力，但事后具有责任能力。我们显然不能因为其事后具有责任能力，就追究其刑事责任。

罪过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罪过必须表现在一定的行为中；罪过只能是行为时的心理态度，罪过的有无以及罪过的形式与内容都应以行为时为基准进行判断。从责任的角度来说，行为前的犯意并不等于故意；行为后才产生的所谓故意，不可能与先前的不法行为具有关联性。如果以行为前或者行为后的心理状态为根据认定行为人具有刑法上的罪过，必然违反责任主义原则。例如，A男为了达到与C女结婚的目的，向自己的妻子B提出离婚，但B一直不同意离婚，A男便产生了杀妻之念。但由于长时间没能找出自认为合适的杀妻方法，所以未能着手杀妻。某星期天，A男因与C女约好上山狩猎，出发前擦猎枪时因为疏忽走火，子弹射中其妻，导致其妻死亡。显然，A男的行为并不成立故意杀人罪，因为A男在行为时只有过失而无故意。再如，甲狩猎时，以为前方是野兽便开枪射击。甲开枪后走近一看，发现自己打死的不是野兽而是自己以前的仇人乙。甲事后对乙的死亡兴高采烈。尽管如此，也不能认定甲成立故意杀人罪。因为甲的事后心理状态不能表明其行为时希望或者放任乙的死亡，因而与不法行为缺乏关联性。

同样，犯罪目的是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或形成的状态；目的只能是行为时的目的，目的的有无以及目的的内容都应以行为时为基准进行判断。如果以行为前或者行为后的心理状态为根据认定行为人具有刑法所要求的“目的”，便导致刑法对目的的规定丧失了意义，从而擅自取消了法定的责任要素。例如，根据《刑法》第152条第1款的规定，“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走私淫秽的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书刊或者其他淫秽物品的”，构成走私淫秽物品罪。这种目的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在实施走私淫秽物品的行为时，就必须具有牟利或者传播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自己观看等目的携带淫秽物品进境，但在进境后产生牟利或者传播目的，并实施贩卖或者传播等行为的，不可能成立走私淫秽物品罪，只能成立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罪。

《刑法》第224条的项前规定已明文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只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才成立合同诈骗罪；而不是任何“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行为都成立合同诈骗罪。当行为人与对方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并没有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时，即使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也不能认定为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换言之，《刑法》第224条第4项规定的适用，仅限于行为人在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之前便存在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而且对方之所以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是由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所以，《刑法》第224条第4项的规定，并不能说明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产生于取得财产之后。

其实，“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一方面表述了合同诈骗罪构造中的一个环节，即行为人取得财物，另一方面推定了行为人具有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亦即，根据行为人的事后举止与态度推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存在诈骗故意与非法占有目的，不等于存在“事后故意”“事后目的”。英国法上的Larceny概念原本不包含诈骗与侵占，为了扩大Larceny概念，英国法官Kelyng提出，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将财物据为己有、进行处分的，佐证了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就已经具有不法意图；因此，行为人以不法意图取得了占有的，构成Larceny。这一判例理论被称为“Larceny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只要行为人事后以所有人自居处分事前占有的财产的，就成立Larceny。但是，一方面，这一原则并非承认“事后故意”或“事后目的”，也只是以事后行为佐证行为时的故意与目的。另一方面，推定是允许反证的，如果有证据表明行为人在行为时确实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就不能根据行为人的事后行为认定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单纯仅从文字表述来看，《刑法》第224条第4项规定的行为类型，并不是一种完整的独立行为类型。

其一，总的来说，需要将本项规定与项前规定结合起来理解和适用。如此，便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行为类型：“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数额较大的。”其中的“骗取”，并无特别限制，只要利用了经济合同，并且达到了足以欺骗对方的程度即可。例如，行为人隐瞒自己不打算履行合同的内心想法，诱使他人签订、履行合同，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即构成合同诈骗罪。

其二，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说，需要将本项规定与诈骗罪的构造结合起来理解和适用。众所周知，诈骗罪的构造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显然，在诈骗罪中，对方之所以交付财物，是因为陷入了认识错误；而之所以陷入认识错误，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例如，甲确实为了借用乙的汽车，而向乙提出借车的请求，在乙将汽车借给甲之后，甲在还车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开车前往外地隐匿的，不可能成立诈骗罪，只能成立侵占罪。反之，如果A出于诈骗的故意向B借车，在“借”到B的汽车之后，开车前往外地隐匿的，则成立诈骗罪。基于同样的理由，行为人在收到对方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才产生故意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进而逃匿的，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是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前提；既然该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当然也不可能成立合同诈骗罪。

其三，从具体适用上说，在某些案件中，需要将《刑法》第224条第4项的规定与其他项的规定结合起来适用。例如，2013年5月2日至12月10日期间，被告人高某某为偿还他人货款，虚构其能在河南省正常经销电动工具的事实，并隐瞒其低于进货价进行销售的真相，取得电动工具厂商和供货商的信任，先后骗取被害人张江、潘忠、郁兵、杜林菊、潘德华、施晴愉等供货商货值人民币2659509元的电动工具，在河南郑州、洛阳等地低于进货价销售套现。其间，高某某先后支付部分货款及退还部分货物，价值共计人民币1389994元，实际骗得货值人民币1269515元的电动工具。高某某套现后，部分用于偿还以前拖欠其他供货商的货款，部分用于其个人购买黄金首饰等消费。2013年12月10日，高某某逃离郑州并更换联系方式。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高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24条第3、4项的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法院也引用《刑法》第224条第3、4项的规定，认定高某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